區桂芝

文學常是苦悶的象徵，故文章得意者，政途則多乖否，退之亦然。任監察御史時，彈劾皇親國戚，遭貶嶺南廣東陽山縣令，如果這算年輕氣盛；則高任刑部郎，已五十二歲的韓愈，為了捍衛「先王之道」，上了一篇〈諫迎佛骨表〉給唐憲宗，文中韓愈不但詆毀佛骨是「枯朽之骨，凶穢之餘」，還警告皇帝老子：歷代「事佛求福」的君王多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」。試想哪一個皇帝能吞得下這一口氣？難道自古才子乏情商？一歎！幸有文名大才於世間，自宰相起，幾乎滿朝文武來相救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逃，當天立貶海角之隅——廣東潮州，又是嶺南，那才是一個夠遠夠蠻荒的所在，也才足以洩皇帝老子的憤。連回家打包準備行李都不准，韓愈得馬上滾出長安，於是「欲為聖明除弊事」的他，只好拖著衰朽殘年的身軀出發。隆冬酷寒，驛站中淒惶著「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」，韓文公自己挺過來了，病弱的十二歲幼女卻沒能躲過死神召喚，草草葬於荒山驛路，韓愈淚眼中奔赴那千里以外的瘴江水邊。

胸懷聖賢意，心繫蒼生情，這樣的一代大家畢竟能超越現實的淬練，活出光采與格局。不論在陽山或潮州，一向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」的韓愈，貶居時間雖不長，但都以政績卓著而很快獲赦調升，更贏得當地百姓累世不絕的感戴。尤其在潮州，時僅八月，他為民驅鱷、仿柳宗元在柳州的作為釋放了無數奴婢、興辦教育，不但有效改善了百姓的生活，更提升了當地的文風。潮州百姓們不但建韓文公祠，供奉其塑像；更將山水皆改姓韓：「惡溪」改「韓江」，「筆架山」改「韓山」；重視教育之風也至今依然，韓文公祠旁的韓山師範學院，是中國第一批、也是廣東第一所專門培養師資的師範學校；甚至潮州人渡海來台時，都帶著韓愈神像，今屏東內埔鄉的昌黎祠，是全台唯一的韓愈廟，也是清朝時六堆培育舉人、進士的教育場所；今天則等於當地的孔廟，是考季時考生祈求加持的宗教聖地，香火鼎盛。

穆宗新君即位，愛惜韓愈文才，召回任「國子監祭酒」，主管國家最高學府，因此韓愈對古文運動的影響更深刻了；然而除了文章華國，曾經「忠犯人主之怒」的他，此時又一次表現了讀書人「勇奪三軍之帥」的浩然之氣。中唐王朝，在安史之亂十五年的蹂躪後，已漸衰耗，各地藩鎮時生兵變：長慶元年（西元八二一年），成德節度使為部將王廷湊所殺，王更舉兵與中央為敵，並包圍深冀節度使；十萬中央援軍竟觀望不敢前進，朝廷只得向文武群臣徵召前往談判媾和的人，韓愈在滿朝靜默中挺身而出；拒絕了所有人的勸阻，抱著以身殉國的慷慨，深入敵境，成功的以凜然大義之辭說服了叛將，化解一場干戈。

韓愈一生忠耿，捍衛儒道，不媚流俗，其人格特質透徹體現在他大量而體裁多元的散文佳構中，議論、敘事、抒情、雜說，題材多樣，風格殊異，縱橫捭闔，氣勢磅礡，詭譎嚴正，駢散交錯；蘇洵說韓文「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黿蛟龍，萬怪惶惑」，可見其藝術面貌難一言框定的巨匠之風；柳宗元甚至認為他與司馬遷不相上下。他自己則說創作是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」、「有不得已者而後言」，這也說明了其作品思想深刻、情感沛然的原因，當然也有他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」的學習主張為深厚鋪墊。基本上，韓文繼承並發展了《詩經》以來怨刺教化的傳統，興觀群怨，發憤以抒情，同時啟發了宋代歐（陽脩）、蘇（軾）等人，形成古典文學上壯闊的風景，長河滔滔，奔流不歇。此外，身處詩歌黃金顛峰的大唐，在李（白）杜（甫）王（維）孟（浩然）的文學大山壓頂下，韓愈以杜甫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精神為路徑，走上奇崛險怪的風格表現，用奇字，造拗句，押險韻，務去陳言，刻意求新，用力太過有時反破壞詩歌的美感，成了「押韻之文」。然而這種「以文為詩」的創作傾向，被宋人繼承，成就了宋詩議論化、哲理化的特色，也使宋詩在唐詩風華喧囂的萬丈光芒籠罩下，在文學史上仍刻下一道冷凝難掩的素痕。

寒門出身，一再重考的韓愈，蘇軾稱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天下法」，誠然。